我于1942年夏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化学系，因为抗战，浙江大学搬至贵州遵义县，但在浙江省龙泉县设立分校，可读一、二年级，三年级必须到遵义就学。我于1944年夏读完二年级后，本应立即到贵州就学，但因缺少旅费，需回老家浙江温州去筹借。等我筹足旅费，动身赴贵州绕到福建省建瓯县时，日本鬼子截断了粤汉路，东西交通受阻，无法再到贵州，当时不幸我的家乡也被鬼子占领。在此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尴尬局面下，我抱试着看的态度，拍了一份电报给厦大化学系，请求到该系借读。真幸运，很快得到回电说可以借读，于是我就日夜兼程赶来长汀县。
当时交通极为不便，根本没有正规的长途汽车，只有徒步或偶尔拦住便车搭一段路，就这样，等我赶到长汀时，学校开学已过去半个多月了。按照厦大规定，超过学校注册时间是不能再就学的，但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非常同情我的境况，替我尽力向校方领导说项，最后总算得到了一个“特别批准”，特许注册入学，于是我就顺利插班三年级学习。真使我感激不尽。
1945年夏学期快结束时，我不幸患上了急性盲肠炎，本来即应手术切除，但当时的长汀医院没有条件，只好在厦大医院先行保守治疗，而后再设法到省会永安省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。可是盲肠已溃烂，肠都黏连了，所以手术花费很长时间，流血较多，本应进行输血，但我无钱付费，只好靠注射葡萄糖液补充，不过正规的葡萄糖注射剂较贵，我也输不起，只好用医院药房配制的葡萄糖液，却不能直接输入静脉血管，只能注射到肌肉内慢慢吸收，于是我的大腿、手臂和胸口都被针刺得肿胀了，疼痛难忍。因此又在医院足足住了一个多月，等到出院返回学校，已是9月底了。我生病无法参加期终考试，下学期开学前又失去补考机会，按照学校规定，我应该留级一年。系主任刘椽教授又出于对我的关爱，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因急病情况特殊，请求给我一次补考机会。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后，同意给予一个“特别批准”，举行了单独补考。据说这是厦大破天荒的一次。就这样我仍按原进度完成学习，按期毕业。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也！
如果不是刘老师的鼎力相助，不是厦大领导出于爱护学生的博爱精神，实事求是做出人性化的妥善处理，就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了。回想起来，真是感慨万分！没有厦大的两个“特别批准”，我的人生道路就完全是另一个轨迹了。或许我是山区小学的一位教师，或许是乡村中卖杂货小店的主人，或许……或许……想到今天我的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，真是有天壤之别。每当想到这两件事时，总是从内心深处深深感谢母校和恩师刘椽教授对我的关怀和爱护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我永远敬爱母校！我永远怀念刘椽老师！
（本文选自：《南强记忆——老厦大的故事》王豪杰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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